中学西渐的践行者——理雅各布、翟理斯、韦利

文章来源：中国新闻网

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问往往为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喜爱。他们受到感染之后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让自己的同胞也能分享一份愉悦。于是仗着学到手的中文功夫，他们不辞辛劳、竭尽全力地将这些学问逐渐移植进西方语境之中。窃以为，有识之士中有三位最为瞩目。若问他们是哪三个着英伦三岛的理雅各布、翟理斯、韦利是也！

作为三位推手中的老大，理雅各布(James Legge，1815至1897)推介中国学问的最大亮点是翻译中国的哲学著作。他先后将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庄子》等译成英语，凡二十八卷，五巨册。

推手老二翟理斯(Giles，1845至1935)的重头戏是张扬中国的古典文学。其编译了一册《古文选珍》。其中的散文卷节译了89位中国古人的186篇作品。诗歌卷则选译了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苏轼、陆游乃至蒲松龄、秋瑾等人的诗歌。意犹未尽的翟理斯，甚至还编写了一部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将中国文学的历史分为春秋战国、汉、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八个时期，并对各个时期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认真的介绍，且不时与西方的作家作品进行模拟。

推手之三的韦利(Arthur Waley，1889至1966)，其最看好的运作是译介中国古典诗歌。他曾在短短的两年中推出了《中国古诗选译》及其续篇两大册。此外，他还撰写了两部评论中国诗人的专著即《诗人李白》和《诗人白居易》。

三位推手何以对中国的学问如此迷恋？个中原因也许较多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即环境的使然。理雅各布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，翟理斯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五年，韦利虽说没有到过中国，却在中国典籍汗牛充栋的大英博物馆耳濡目染了整整二十七年。人非木石，焉能不日久生情？

三位推手的辛勤劳动毋庸置疑地引起了中西方人士的帮助和关注。在笔者狭窄的视野中，至少发现了五位。一位是道光年间秀才王滔，他避祸香港时，曾呕心沥血地帮助过理雅各布进行中国典籍英译。一位是清末民初的怪杰辜鸿铭，他虽然对翟理斯的著述颇多微词，却不得不承认：翟理斯“不是浪得虚名”，他“具有特有的优势，即具有文学天赋，能写出非常流利的英文”，他的翻译花费了“巨大的心血”。

第三位是作古经年的现代学者许国璋，他称韦利的中诗英译“自然、明白、轻快”，“文字清丽夺目”，他尤发现韦利“更有兴趣的是中国诗人的生活情趣，诗人生活的时代的重建，如同考古家把碎块断片重建成一件艺术品一样”。

第四位是当代出版家钟叔和，其云：理雅各布“历时四十载，直至85岁高龄时才出齐五巨册的《中国经典》，在英国为至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巨大业绩。六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个远方外国的古籍，四十年工夫成就五本书，这是何等的精神！以精神文明自诩的今之中国读书人如我者，对此不亦当感奋，亟谋其所当努力耶？”

第五位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，198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：“我有一种感觉，我一直身在中国”。演讲主持人问他何以如此？他笑而答曰：“一册翟理斯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在手，时时把卷吟诵，焉能不作如此妙想？”翟理斯的《中国文学史》问世于1901年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七十年后，这本比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早得多的一本书，居然还散发？熠熠光辉，能够吸引众多想了解中国的老外们。

理雅各布五十七岁那年，为了译好中国典籍，常常工作到深夜，有一次居然休克倒地竟至将手摔伤。翟理斯33岁那年，翻译编就了《古文选珍》第一稿，无奈找不到出版知音，在罗掘俱穷的境况下，他节衣缩食，自费发行。

韦利24岁那年，断然放弃父亲安排好的经商之路，甘愿当一名推介中国文化的穷书生。在物欲横流，唯富是荣的而今现在眼目下，这三位推手的所作所为也许有些令人不可思议，但恰恰就是这些无法思议的举止，使愈来愈多的西方人渐渐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，了解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尊严。每思至此，笔者亦渐渐明白了什么叫理想，什么叫追求，什么叫品格，什么叫精神，什么叫榜样！(摘编自《大公报》 作者：郑延国)